2016年9月29日 星期四

橋的自豪:安濟、三山、港珠澳

膠州灣跨海大橋,港珠澳大橋比這比一倍有餘。
前天去香港會展參觀了「創科博覽」,看了一齣關於港珠澳大橋的短片。回家後得知,就在當天,九月二十七日,這座被英國傳媒稱為世紀工程的大橋貫通了。

對於這座就在香港旁邊興建的超級大橋,從香港傳媒看不到多少好消息。若有報道,離不開香港段內工程之延誤或超支、對環境又發生了什麼壞影響、或發生了什麼工業意外等等,總之不會有好事。傳媒的「壞消息才是好消息」報道方針,視好消息不是消息,不值得報道。於是,你不會知道工程涉及多大的設計難度和施工難度,有關人員又克服了多少困難,取得了多大成就。

展覽中的短片只有幾分鐘,其實只能很概括的介紹。網上有中央電視台「超級工程」系列短片,其中的「港珠澳大橋」一集有更深入了紀錄。看了,應該對這座創下不少世界紀錄的大橋感到自豪,香港人很值得看看。

這座世界最長跨海大橋的建造環境非常「惡劣」:要跨越的海域每天有四千餘艘船只通航,海底是珠江沖積沙泥形成的「豆腐」海床,經常受到颱風威脅,因為周圍有三個繁忙機場,限高使橋躉無法使用起重機吊裝,等等。這使它的建造從設計到施工都面對着非常巨大的挑戰。

興建中的三山大橋
建橋概念一九八二年就由香港的胡應湘和剛成立的珠海特區提出來,在當時的政治與經濟環境下,建議受到冷待,特別是在香港方面。我一直認為,香港因此錯失了及早與珠三角西部以至中國大西南建立強大聯繫而提升本身地緣政治地位的機遇。如今反觀,在當年的技術條件下,其實也未必真有能力建造即使今天仍被列為世紀工程的這一巨大橋梁。這可能是個因緣。中國要在建造了上海至洋山港的東海大橋 (二零零五年竣工,32.5公里)、杭州灣大橋 (二零零七年竣工,36 公里)、膠州灣大橋 ( 二零一零年竣工,26.78 公里)之後,積累大量經驗、技術、人才,再去完成這個更長 (55 公里)、難度更高的跨海橋隧工程。

近幾十年來,中國的基建發展速度驚人,完成了大量讓世人驚艷的工程,還有不少讓人咋舌的大膽工程在構思和進行中。有人說,中國人有做大工程的傳統,歷史上的萬里長城、大運河就是這樣造出來的。這有一定道理,秦始皇之統一中國其實與此有關。在此之前,中國曾有大小方國盈千上萬。「國」字指的其實就一個用牆圍起來的小地方,它的統治者做不了大事,反而彼此之間因為用水等問題不斷殘酷相爭。統一「天下」以息紛爭、成大事,例如治水,於是成為人心所向、大勢所趨。

《紐約時報》去年一月有過一個 In China, Projects to Make Great Wall Feel Small (中國讓長城失色的工程) 的報道,列舉了一個又一個這樣的工程,又引用專家的分析,認為有「好大喜功」而政府嚴重負債之憂。中國的確有「大白象」工程,主要是一些地方政府弄出來的,至於真正的重大工程,經過長時間論證,這樣的風險很小。

剛看到,又有一條非常飄亮的大橋在興建,是張家口與北京之間的三山大橋,是為了籌備二零二二年冬季奧運而建造的,設計概念源自奧運五環和單車的輪子結構。它由三組交叉的拱形鋼結構組成,最大跨度95米。交織的五環在最高點和最低點相連,圓環上的鋼索把橋吊起。從高處俯瞰,整座大橋呈DNA雙螺旋結構。

隋代工匠李春設計建造的安濟橋 (趙州橋),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而完好的大跨度單孔石拱橋。中國的現代橋梁無愧於這樣的優良工藝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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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超級工程之港珠澳大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TQuF6ICrcM

2016年9月28日 星期三

互聯網在中國的異變

朋友日前傳來一段短片,是美國《紐約時報》製作的 How China Is Changing Your Internet (中國在怎樣改變你的互聯網)。這是美國記者在中國生活一段時間後,感受到「微信」(WeChat) 的威力和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怎樣因之而改變之後拍攝的。對中國人特別是城市的年輕人來說,短片的內容一點不出奇,可是外來者,包括來自發達國家的記者、還有香港人,可能會感到驚訝,甚至震撼。

短片把「微信」稱為「走向未來的指南」(a guide to the future)。互聯網是西方的產物,但它來到中國這特殊的環境催生了異變的「微信」,它向外海納百川,無所不包,把 fb、twitter、Google、PayPal、Amazon 等西方公共平台的功能結合到一起,可是在朋友之間使用之方便又像內聯網。短片名之為 Super App (超級應用軟件)。它製造了種種巨大商機,反過來成為西方網上平台生產商的模仿對象。

由明至清的閉關鎖國,後來又發生連續一個半世紀的內憂外患,使中國錯過了西方工業革命與科技革命的機遇。到了「開革開放」,正好遇上資訊革命,中國差不多與世界同步進入這場世紀競賽,起步落後不了多少。如今,在電子科技應用這一塊,中國的後發優勢又彰顯了。

英國《金融時報》五月時,根據對一千名中國城市消費者的調查發現,98.3%的人說過去三個月使用過手機支付平台,近八成人使用的是阿里巴巴的「支付寶」,而使用信用卡的只佔45.5%。報道的標題是「城市中國跳過信用卡走向無現金社會」。這樣的跨越也曾在電話等電子產品上發生,很多人第一個擁有的電話就是手提電話。消費者越年輕,越愛用手機支付日常費用。在18-24歲人群中,這佔 88%。

《華爾街日報》也有報道指出,在這個十多年前僅有七百萬人有信用卡、幾乎所有交易都用現金進行的國家,如今有逾半網民用通過移動設施付賬。中國有七億網民,差不多是美國和歐盟人口的總和。

這僅是資訊科技應用上的現象,不能因此說中國在科技創新上領先了。根據康奈爾大學二零一六年的「全球創新指數」(The Global Innovation Index),中國在 128 個國家和地區中只排名 25,但這是第一次有中等收入國家躋身前 25 位。

對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力,不必妄自尊大,但也不必悲觀。一個標誌是中國的專利申請總數在二零一二年首次超過美國居於世界第一位 (中國 56 萬餘件, 美國 48 萬餘件, 日本 46 萬餘件, 韓國 20 萬餘件),而在二零零二年,中國的數字不及十年後的一成。另外據湯森路透集團的 Science Citation Index (科學引文索引),中國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數量已居世界第二位,僅次於美國。

中國的人口基數大,無論多大的成績,以人均計算,就顯得落後,這是難以否認的。但人口多、市場大形成的規模效應威力,卻往往難以想像的巨大。「微信」就是這樣的產物,相信其他產物會陸續有來。

2016年9月27日 星期二

遠古之東西交往遠比想像的多

周原遺址出土的蚌雕人頭像
以現代眼光去看史前時期,會以為那時的人限於技術條件,無法遠行,遠距離相隔的文化自然難以交流。可是越來越多證據顯示這是謬誤,東西方之間,或稱漢胡之間、華夏民族與歐亞內陸高加索系民族之間的接觸,遠比我們想像的多。專家從出土文物中常會發現這樣的蛛絲馬跡,例如在陝西周原遺址出土的小小蚌雕人頭像,就引發大量猜測和解讀。

周原遺址是寶雞市扶風、歧山之間一條東西長 70 公里、南北闊 20 公里的地帶,是約有三千餘年歷史的古遺址,據信是周人滅商之前的聚居地。自五十年代後期開始,這裡出土過大量卜骨、卜甲和國寶級的青銅器。刻有最長銘文 (497字) 的毛公鼎、最大的青銅簋 (重30 公斤) 厲王害簋都是這裡出土的。

這裡也發現過很小的珍貴器物,例如兩枚高僅約三厘米的蚌雕人頭像。人像高鼻深眼,長臉薄唇,頭戴尖角護耳帽。饒宗頤認為,這屬白色人種,或是大月氏烏孫人種。他特別注意到人像頭頂一個
符號。

他指出,這一符號在甲骨文中出現過數十次,大家把它確認是巫術的「巫」字。但他發現,西亞很早之前就有這個符號,與殷周的這個符號完全一樣。公元前五千五百年,即七千五百年之前的西亞哈拉夫 (Halaf) 陶器上已出現,而且不止一見;同時期一個女神像的肩上亦刻有。這個符號在東西方的雷同,很值得研究。他推測,蚌雕人像頭頂的符號標誌職司,即是在宗廟供職的巫師,是西亞與中國大西北於遠古時代交流、接觸留下的痕跡。

這暗示,蚌雕所代表的族群,在西周時期已以胡巫的身份在華夏地區活動。

饒宗頤的學術研究有「四重證據法」之說。王國維提出古史研究要結合紙上材料與地下材料;饒宗頤提出要加上甲骨,是為「三重證據法」;之後又提出要加上域外記載,即為「四重證據法」。符號學的研究更要從時空兩個向度,即橫向與縱向超越。對上述十字符號的見解,就是他依據「線性橫組合法則」進行的比較與追尋。

台灣「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的陳健文對這個雕像也有研究。他注意到雕像臉上有捲雲狀文面圖案,這圖案也在南俄、烏拉山區、中亞大夏地區、新疆、南西伯利亞以及中國北方的考古遺物上出現過,說明與歐亞內陸早期游牧民族有關。在臉上施以捲雲文面的習俗,可能是早期印歐人的傳統。

陳健文在《從文面圖像看內亞高加索種游牧民族與華夏的早期接觸》論文中提出,饒宗頤先生曾提示我們:「自大流士以來,華與胡兩種文化,接觸自不尋常,未可等閑視之。」中國古代與歐亞大陸西部地區的接觸與交往,應超過我們現在所理解的範圍。

據此,對所謂「本土」,應有不一樣的認識。

2016年9月26日 星期一

殷商青銅器的源頭在埃及?

殷商劉鼎
美國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網九月初刊登了一篇題為 Does Chinese Civilization Come From Ancient Egypt? (中華文明源自古埃及?) 的長文。這看似是坊間數不勝數的獵奇題材文章之一,可是「外交政策」是美國著名的《外交政策》雙月刊的網站,內容嚴肅認真,擁有很高的國際地位,所載文章豈可與地攤上的閑書同日而語?

文章作者 Ricardo Lewis 是合肥中國科技大學(中國科大)的副研究員,研究的不知是什麼專業。中國科大在「改革開放」之初以開辦少年班名噪一時,至今是中國頂尖的科技大學。文章是從中國科學院廣州地質化學研究所研究員孫衛東在中科大的一個演講發端的,他又是中科院礦物和成礦重點實驗室的主任。地質化學科學家的研究,與中華文化起源這樣的人文科學議題是怎麼交合起來的?

這涉及到孫衛東九十年代在中科大的博士後研究,他的第一個研究課題是中國青銅器的鉛同位素測定,在一九九四年測定了從商代到秦漢的兩百多件青銅器的鉛同位素,發覺殷商早期的標本具有高放射性鉛同位素,這種特性的鉛在中國北方的礦中找不到,而商晚期和周以後的青銅器則可在國內找到同位素類似的礦床。

青銅器是世界性的文明標誌,四大古文明(兩河、埃及、印度、中國)都有過燦爛的青銅文明。最早的青銅器出現在約六千年前的古巴比倫兩河流域。在中國,目前已知最古老青銅器在甘肅馬家窑文化遺址出土,是一柄單刃青銅刀,經碳十四測定,距今約五千年,而到公元前約一千四百年的殷商、即約三千四百年前,中國的青銅器才大放異彩,這比兩河與埃及晚了許多。

把有殷商早期青銅器鉛同素原礦何在,與青銅器技術為何到殷商時突然達到巔峰這兩個現象結合起來,就產生了青銅器與技術是否外來的疑問。

對於殷商早期高放射性鉛同位素青銅原礦在中國的所在,中國科學家有不同見解,但都不能圓滿解答。孫衛東把目光投向國外,認為從全球範圍來看,這種古老的高放射鉛只能在古老的「克拉通地體」中找到,最可能有這種鉛同位素的地體在非洲和美洲,而美洲文明晚於中國,最可能是的來源因而是非洲。根據已發表的鉛同位素,只有非洲有與殷商早期青銅器類似的青銅。

這涉及到中華文明起源的問題,相當敏感,孫衛東當年的發現因此未能公開發表。但他一直對此不能忘懷,並因此成為「業餘考古學家」,發表了不少相關文章,並在今年三月在 Nature (《自然》雜誌) 的 Scientific Reports (科學報告) 網站發表了Origin of the mysterious Yin-Shang bronzes in China indicated by lead isotopes (鉛同位素展示的神秘殷商青銅器來源) 一文。這引起了考古界的強烈反應。文首提到演講大概與此有關。

中華文化號稱有五千年歷史,但有史可考的只在三千五百年左右,之前的歷史有不少傳說而考古證據無多,譬如夏朝仍有很多撲朔迷離之處。隨着考古的發現,各種蛛絲馬跡不斷出現,一個有趣的發現是,東西方之間的遠古交流遠比人們想像的多。香港饒宗頤教授在這方面有很多發現和創見。例如他早就提出:「中國人與埃及似乎早在周初已有接觸。」

2016年9月23日 星期五

午餐潮流起變化

日前辦完一點事後到了灣仔,要找點吃的,才發覺正值午餐高峰期,大小食肆都食客如雲,有些擁擠得如沙甸魚罐頭,門外還有人在等位,真箇「搵食艱難」。要知道香港人的生活如何緊張,這個時段到各個商業區走走,最能真切體會。

我從來畏於湊這種熱鬧,以前在中環打工,到了午飯時間,除非有應酬,例必吃自己帶備的午飯。後來買到「十度良品」電動蒸飯鍋,如獲至寶,在自己的辦公桌上就可以把午飯加熱,連到茶水間輪候使用微波爐的熱鬧也省卻,有更多時間做私活,或到旁邊的公園走走。

只要注意一下就可以發覺,香港自帶午餐的打工仔女越來越多了。商人的感覺最靈敏,市場上保溫餐盒的品種越來越多也越加精美了,還有各種專門設計的手提袋。上班時間可以見到,提着這種手提袋的人頗不少,有學生,有上班一族,女的較多,男的亦不少。

這已形成不同地方的潮流。《華盛頓郵報》日前有個 Lunch is too expensive (午餐太昂貴) 的報道,指出在自帶午餐的打工仔女多了之餘,食肆的午市生意差了。這受到不同因素影響,一是自金融海嘯以來,不少打工仔女「慳得則慳」;二是人們較注意飲食健康;三是多了人利用電訊工具在家裡遙距工作,不到辦公室上班。

根據國際市場調查機構 NPD 的調查,全美食肆的午市生意比一年前下跌了 7%,這是自從二零零八年金融海嘯以來的最大跌幅。單是今年四月至六月,生意就劇跌達 9%。越來越多打工仔女寧可把昨晚在家剩下的食物打包帶到辦公室作午餐。如今,在美國吃一個午餐快餐的價錢,上升至平均 8.36 美元。而在華盛頓,午餐買個三文治要十美元,買個沙律要十二美元,相當於上百港元。

這有點不尋常,過去15年,美國的快餐店數量曾快速增長,即使在經濟衰退期間,快餐的生意也有一 年7至8% 的增長,而今年四至六月間,客流量竟下跌達 9%。

美國的食肆以午市最重要,佔生意額三分之一 (其餘是晚市 30%,早餐 22%,下午小食 15%)。可是午餐也正是打工仔女在時間、金錢和精力上,最可省則省的一頓。

據蓋洛普的調查,美國現時約有 37% 打工仔不同程度地遙距辦公,大部分公司願意讓僱員可以時在家裡完成分內工作而不必到辦公室去。當然,這只限於學歷較高、可以用電腦辦公的高薪白領。他們一個月平均有6.4 個工作天在家裡辦公,約四分之一在一個月內遙距辦公十天以上。這比例在過幾年沒有多大變化,但值得注意的是,過去大部分遙距工作是在工作時間以外進行的,等於加班工作;如今,這大部分在工作時間內進行。

在倫敦,午市快餐的生意卻很好。吃一個午市快餐,如三文治、漢堡包、沙律之類,據 BBC 去年的報道,平均花 3.53 英鎊 (約 35 港元) ,而在倫敦以外,只要2.84 英鎊。英國經濟二零零九年擺脫衰退後,倫敦的午市快餐生意五年來增長 17.1%,但在倫敦以外,則只增長 4.4%。這反映出,倫敦從經濟復蘇中得益最大最快,也解釋了為什麼在脫歐公投中,倫敦支持留歐,而其他地區基本上支持脫歐。

倫敦的快餐主要是指外賣,快餐外賣生意好也說明打工仔女的工作緊張。NPD 的調查發現,倫敦 52% 打工仔女是買午餐外賣回辦公室吃的;在倫敦以外,這只佔 38%。

在日本,自帶便當作午餐日益成為潮流。看不到統計數字,而看到一個因為重視自攜便當而派生的名稱叫 deko-ben,從 decorated bento (裝飾便當) 簡化而來,其中以卡通人物作主題的叫 kyara-ben。日本人愛把看似尋常的東西弄得精緻,主婦於是紛紛在午餐便當花心思,在顏色配搭、形狀上弄得花樣百出。

在香港,吃個午餐其實挺方便,而自帶午餐的人卻越來越多。這或許是香港人越來越長夀的原因之一。

2016年9月22日 星期四

聽「宏光」看專業與業餘的合作

香港是個商業社會,做事情都講究回報、效益、利潤。可是社會上還有另外一面,不少人為了藝術興趣不但付出精力和時間,甚至付出金錢代價。從經濟去衡量,他們的行動很不划算。他們的藝術活動是業餘的,除了自我滿足,也能感染人,以至感染一些有關方面的專業人士。宏光國樂團日前的《琶琶點翠》音樂會,就予人這樣的印象。

宏光國樂團是香港的老牌國樂團,五十幾年來在缺乏當局資助下苦苦艱耘,起伏跌宕,雖然限於業餘條件,仍然努力尋求專業音樂家的協助和指導,以期有所提高和突破。這次音樂會得到香港著名琵琶演家王梓靜、二胡演奏家趙冠傑的襄助,還從上海請來青年女指揮家彭菲執棒。

大中華地區的中樂演奏水平近年有很大提高,各地都湧現大量專業演奏人才和專業樂團,業餘樂隊和愛好者自然更多。這就有了專業與業餘之間如何互相合作的問題。對雙方來說,這都不容易。

業餘愛好者雖然對音樂有濃厚興趣,基本技術訓練不足卻是普遍的;同樣普遍的,是認真的態度不足,包括藝術要求的認真,和排練紀律的認真,例如保證出席排練,不遲到早退。專業演奏者的技術水平有高低之分,但職業態度應當沒有太多差別,不遵守紀律,根本難以在行內立足。而在業餘團體,紀律就難有保證。我曾聽到一位專業音樂人說,本來很想與某個業餘團體合作,但想到過去合作的經驗,每次不是這個聲部欠人就是哪個聲部出缺,就不敢再造次了。

要提高技術水平不容易,相對之下,改變態度容易得多。一個專業演奏家,從這兩個方面都可以發揮影響。在宏光的音樂會上,最讓我感動的,除了王梓靜在台上對這個業餘樂團致力藝術貢獻和享受的感言,就是她與彈撥小組合奏的《彝族舞曲》。在她的帶動下,幾個琵琶、中阮、大阮融為一體,音樂律動高度一致,強弱快慢都隨着呼吸流動,互相呼應,特別是在慢板樂段,非常閑逸寫意,連無聲的任意延長也充滿了音樂,仿佛讓人看到樹影裡靜靜的月光。這是王梓靜對音樂的理解高度統一了小組成員的意志的結果。

彭菲指揮的兩首協奏曲都有一定難度,讓一個專業指揮憑幾次練習去指揮一個業餘樂隊演出這樣的樂曲,是很大的考驗。若只執着於專業要求,而不懂得避重就輕,無法把業餘樂隊最好的一面發揮出來,一定吃力不討好。彭菲看來做得很好。《長城》一些樂句很細緻的句逗,也能交代清晰,讓樂隊演奏得乾淨,非常難得。

王梓靜把兩首著名的琵琶武曲《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都演奏了,前者從勝者為王的劉邦角度去演繹,後者表現的是失敗的英雄項羽。兩曲一起去聽,才發覺名氣不如《十面埋伏》的《霸王卸甲》其實更耐聽,有更多內在的音樂。演奏者和指揮也對兵敗之後的樂段有較用心的處理,讓人低迴。

在如今的香港音樂市場上,花這麼大氣力去籌備藝術演出,在商業上往往得不償失。業餘樂團儘管在賣房上努力,亦難有作為。報償不是沒有的,藝術「初心」得到的滿足、對藝術成果的享受,相信是最大的告慰。

2016年9月21日 星期三

幾個學中文的小故事

「我的中文好」或是「我的中文不好」是個模糊概念,說不清楚怎麼好或不好,是說?是讀?是寫?是內涵? 要怎麼好,得有目標地去提高。

我認識一位美國的土生華裔,她自小在父母的影響下,生活上的粵語說得流利,但讀寫中文始終學不好,沒有學習動機;去上上華文補習班不過是對父母的敷衍,學不到幾個中文字。後來上大學了,卻修讀了中文,與其他非華裔同學一起上課,學漢語拼音等。不久,竟可以用手機發來中文短訊。她畢業後在美國打了一陣工,因為氣憤於玻璃天花板的不公平,一氣之下去了珠三角一家公司打工,在完全不同的文化環境下捱了一兩年,中文水平在被逼之下又有一些提高。之後,她仗着幾年在亞洲打拼的履歷,回到美國找到不錯的工作。

另一位也是美國回來的朋友,學習中文的經歷頗有趣。她很小就從香港移民到美國,到了彼邦只學英語,雖然能說粵語,中文字卻認識不到幾個。稍長時,香港的電視劇集大量流入美國華人社會,金庸小說改遍的劇集讓她着迷了。家人對她說,原著更精彩。她已把劇集「煲」得爛熟,連字幕也看熟,於是真的找來小說硬啃。據說,劇集的道白很多與原著相同。她一本一本的啃下去,中文竟然越讀越流暢。

她後來回到香港工作,據我的接觸,中文不比其他同事差多少,甚至可以在工作品評出一些中文文件文字上的不當。不是她的介紹,我真不知道香港的電視劇集和武俠小說有這般的文化傳播威力。

一位舊同事的中文水平也讓我詫異。香港的年輕人生於斯長於斯,說的是粵語,接觸的中文主要是「港式中文」,假若在閱讀和寫作不取法乎上,筆下的中文就難免有「港味」,寫不出標準漢語來。我偶爾讀到那位同事的一篇文字,立即覺得不一樣,我找她一問,才知道空穴之來風,果然有因。她原來曾到北京工作幾年,並刻意利用北京得天獨厚的文化環境好好學習,不但學普通話,學中文寫作,還學茶具製作、彈奏古箏。幾年下來的文化浸淫,不經意地,就流露於筆下。

不久前與一位剛考了香港的大學聯招試的小伙子閑聊,意外地知道,他上不了大學,而原因竟然是中文不及格。我模糊地了解到,他自問中文成績不差,但在考試中有一道題目答不上,是關於內容理解的。似乎,這不關乎中文本身的水平,而關乎涉獵與識見不足,以致無法有所發揮。

語言、文字,說到底不過是工具或手段,水平不管有多高,若缺乏深刻內涵,文字仍然會膚淺、蒼白。剛好在歷史地理學者葛劍雄的《統一與分裂》一書上讀到一段話,正好就此作一註腳:「中國結構複雜、內容浩繁的文字和悠久發達的文學傳統是大小臣工和他們的慕僚必須掌握的基本技能……。從現在還能看到的數以萬計、或許數以億計的歷代公牘、奏折、詔令及各種公文中,雖然也不乏有關國計民生、軍政大事或人事任免等方面的重要內容,但大量的是千篇一律、毫無意義的官樣文章和歌功頌德、阿臾奉承的文字游戲。」「我的中文水平好不好」,豈只是技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