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8日 星期五

共享的東西,無主的東西

廣州街頭,到處可見共享單車。
一些愛讀書的朋友有一個雅好,就是讀到好書,常主動借出與友儕分享。我每因此得益,讀到難得的好書。有此雅好不易,過去的好書者常告誡,好書如妻,不可外借,蓋一借出會去如黃鶴也。我不習慣把書借人,除了恐防書不見了,是因為預防要翻查資料時不便。不久前去旅行,回港時把威爾.杜蘭特 (Will Durant) 的《歷史的教訓》(The Lessons of History) 一書遺留在飛機上,至今遺憾。這書在公共圖書館可以借到,但借來重溫,始終有別,因為沒有自己在書上留下的印記。

說到知識分享,公共圖書館真是重大發明。收藏圖書的專門場所,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就在巴比倫出現,神廟中收藏着刻在膠泥板上的各類記載。根據考古發掘,世界上最早的圖書館是亞述帝國 (公元前九三五年至六一二年)的尼尼微 (今伊拉克摩蘇爾) 圖書館。它比希臘哲學書院(公元前四世紀)的圖書館,和埃及著名的亞歷山大圖書館都早得多。

中國的圖書館歷史也悠久,初都以府、閣、觀、台、殿、院、堂、齋、樓稱呼。「圖書館」這名稱,到十九世紀末才由日本傳入。

供公眾借閱的公共圖書館,到近代才出現,香港要到一九六二年才有,那是香港大會堂圖書館。這樣的圖書館裡,有你一生看不完的圖書,你不必花錢就可以閱讀,而圖書也在這裡找到無數知心的讀者。如今,利用資訊科技,可以安坐家中查閱書庫藏書,可以預訂,也可以把遠處圖書館的藏書調運到最近的圖書館來,以便借閱。如果要閱讀電子圖書的話,更便利了,圖書館更超越地理疆界,連地球另一邊的圖書館資源都可以利用。有限的圖書資源,因此得到盡可能大的運用。

資訊科技近年的迅速發展,讓各種各樣的共享經濟繁榮起來了。譬如中國出現的所謂「新四大發明」就有共享單車 (其餘為電子錢包、高鐵網絡、網上購物),「新四大」之稱謂其實是在中國居住的外國人搞出來的,都不屬中國原創,只不過中國的超大型規模市場,把外來的新事物優化了,產生了驚人的新效應。

優點得到提升,缺點也會放大。共享單車的問題似乎最顯著,各大小城市都有人把幾乎是唾手可得的單車變成發洩工具,蹂躪的花樣百出;隨便停放又形成新的社會亂象。繼共享單車之後出現的「寶馬」共享汽車,更弄出令人咋舌的花樣來,有使用者用這款高性能靚車玩起「漂移」來了。

這除反映了人的素質不足以至低劣之外,還有其他因素。有經濟學家說,一種東西若是主權不明,就會造成濫佔、濫用。很多東西其實不是沒主的,但只要是公家的,在很多人心目中就等於無主了。屬於自己的東西,主權明確,誰都會小心呵護,從一本書、一枝筆,到一只貓、一只狗,到一輛車、一間屋。而若是別人的,公家的,就不一樣。天空是誰的?江河是誰?──都「無主」,於是可以「放心」污染。

我曾經從公共圖書館借來一本關於中國古瓷的畫冊,回家細看,發現大量圖片被人整頁撕掉。寫信到圖書館投訴,得到一個公事公辦、不痛不癢的官僚式回應,亦令人洩氣。這都涉及「主權」不明,反正圖書不是「我的」。

資源共享非常值得提倡,譬如我一直認為大廈、社區可以提供一些可以共享的家用工具,不必各家各戶都要自購自備。

2017年8月17日 星期四

低智的日本,低智的香港

日前在一家日式超級市場中瀏覽各種對我來說頗新奇的貨品,瞥見一個有點眼熟的字眼「納豆」,但想不起在哪裡見過。真巧,剛才翻閱大前研一的《低智商社會》,看到了日本多年前關於納豆的事件的記述,我的印象就是從書中來的。

《低智商社會》是大前研一批判日本停滯不前社會的系列著述之一。朋友早上傳來一位專欄作者評議「釘書機事件」的文章提到這本書,我於是把書翻出來,溫故知新。

大前研一用大量事實批評日本的「集體低智商」,其中一個例子是納豆事件。納豆用黃豆發酵製成,是日本常見的傳統食品,氣味濃烈。據說日本人自中國秦漢以來就學習製作納豆進食。多年前,日本有電視台的節目說納豆有助減肥,超級市場的納豆第二天竟然被一掃而空。類似的事件很多,只要傳出什麼有益,什麼有害,日本消費者都會不假思索馬上行動。大前研一認為:從根本上來說,反映出人們對事情缺乏主見。

我很多年前聽一位與日本人做生意的朋友說,日本人單個行動時很蠢,但集體行動時很聰明。日本此後經歷了一個又一個「迷失的十年」,大前研一就問疑:為什麼日本的個人智商很高,而集體智商卻下降呢?

這是很有意思的提問,放眼世界,這並非日本的獨有現象。英國曾經是「日不落國」,小國寡民而雄霸世界;自國際地位衰落之後,年前竟然鬧出「公投脫歐」的鬧劇來。取代了英國第一大國地位的美國,雄視世界百年,年前又竟然投票選出一個讓全世界譁然的特朗普來。這都是集體智商從高向低衰落的好例子。

這本書是二零零九年出版的,兩年後的二零一一年二月十四日,日本政府公布日本二零零零年的名義GDP增長1.8%,名義 GDP 自一九六八年進佔世界第二位之後,已退居到第三,被中國超過了。

經濟衰落與集體智商衰落互為表裡。為什麼曾經顯赫一時的大國都出現這樣的衰落? 大前研一認為:「智商的衰落,始於狹隘的視野。」這既就個人而言,亦就集體而言,只要涯岸自高、視野收縮了,智商就難免衰落。

大前研一指出,日本自從明治維新「脫亞入歐」以來,就在心理上感得向歐美學習才是正路,「而極討厭向亞洲各國學習」。大前較早看到中國崛起之勢不可避免,經過研究寫了多本希望喚醒日本人的著作,提出「中國客人論」,說道就當中國是日本的「顧客」吧,也應與中國友好,「只有中國才是日本發展的源泉,所以日本應當深入發展與中國的外交關係」。可是日本政客近年的表現恰恰與之背道而馳,政治、經濟、民生等各方面之持續衰落也是有目共睹的。

他把這發展歸納為從民主政治 (democracy),到愚民政治 (idiocracy),到暴民政治 (mobocracy)的趨向,過程中,「集體低智商」持續下滑。罪魁禍首自然是愚弄選民的政客,但他更指出:「媒體在犯罪。」最大的受害者是年輕人:「停止思考 = 現在的人 = 年輕人。」

這本書對於今天香港有很大的啟示作用,把書中的「日本」代入為「香港」,會驚出一身冷汗。香港自詡為國際大都會,但自滿的香港人其實視野狹隘。抽離一下,會看到「集體弱智」、「集體無常識」的例子在香江俯拾皆是。「釘書機事件」若非及早揭破,香港人會更出醜。

2017年8月16日 星期三

時間與環境,真讓人敬畏

人對於時間,有着莫名的敬畏,歷史久遠的東西總讓人投以不一樣的眼光。譬如一個誰都不會多加注意的破碗,原來是百千年前哪個朝代的遺物,身價就不一樣了。若踫巧它與某個事件某個名人扯上關係,而又陳列在博物館的櫃內,投射着柔和的燈光,你會更加肅然起敬,不敢小覷。

其中有兩個重要因素,一是時間,二是環境。

時光的流逝的確可以讓東西發生微妙變化。接觸過古玩特別是瓷器,一定知道舊器與新器的分別。最簡單的說,是新瓷都有「賊光」,對光線的銳利、明亮的反射;而舊瓷反射的光線柔和溫潤,行家稱之為包漿, 或「寶光」。在歲月磨洗下,其他品質的器物,木器、竹器、玉器、石器、銅器都有這樣的差異,甚至紙張亦一樣。不必看貴重的文物,看看家裡的家具器皿,就可以見到這區別。

發生的變化可以是化學性的,也可以是物理性的。一位專門收藏古瓷的醫生朋友曾教我欣賞他的藏品,向我解說那層似有似無的包漿的神奇。他讓我用高倍數放大鏡觀察瓷器表面,細看釉層密密麻麻如魚卵並擠的氣泡。新瓷的氣泡都完完整整,而古瓷的氣泡有不少破了,它們對光線的反射和折射因而不同,於是有「賊光」與「寶光」之別。

不過,如今造假的技術高明,「寶光」一樣有假的,用高速噴射的細沙把新瓷釉面的氣泡打破,你就撲朔迷離了。|其實誰都可以「造假」,你不斷摩挲身上的玉鐲子、念珠子,就可以摸出「寶光」來。

也有人利用環境去給某些東西「增值」。環境有兩種,一是實在的環境,例如百貨公司的櫥窗、博物館的展廳、幽雅的廳堂、模特兒專用的T橋等等,它們都能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你對某個東西的評價、審美標準,讓你的直覺失效,你會不自覺地重新審視眼前的東西。

環境亦可以是虛擬的,可能有人會巧妙地改變你對某件東西、某個「作品」的評價。譬如,你用社會的眼光去看一個破碗,它不算什麼東西;你在人的誘導下用「藝術的眼光」、「歷史的眼光」去看,就不一樣。他把社會與藝術的邊界模糊了。若有人把「碗」的定義,把「人」的定義等等也顛覆,判別就更不相同。

去看美術展覽,特別是現代藝術展覽,會看到很多你不懂的東西。明明什麼都看不出來,有人說內涵非常豐富;明明是混沌,有人說是澄明;明明不是肖像,有人說是肖像,等等。

所以有人說:「是不是藝術不重要,把它說成是藝術最重要。」更有人俏皮地說:我說你是我的兒子,你就是我的兒子了。

即使是傳統的東西,也要小心。一件實體文物,你無法改變它,只能如實接受和欣賞,它無法與時俱進;一個有生命的事物,是不是也應如實物一樣老實傳承,容不得改變,就值得思考。譬如日本的茶道,將茶餅碾成末,再加入沸水中煮成糊狀來喝,古是古了,有中國唐宋遺風,但今人也該像一千多年前的人那樣喝茶嗎? 中國人早就不這麼喝了,改為泡茶。 是我們錯了?

有人說這樣的「道」因為古而值得推崇,於是也跟着搞一些形式化的東西,名之為中國茶道。我看了總覺得滑稽。

2017年8月15日 星期二

如何混搭:典雅的崑劇與攝影

崑劇以雅著稱,然而是雅是俗,亦見仁見智。
饒宗頤文化館辦了一個叫「『光.影.動.感』──用鏡頭探索崑曲表演的『美』」的崑劇推廣活動,昨天晚上有幸出席了,在懷舊意蘊濃重的文化館小小的演講廳內怡然度過兩小時。演講廳只能容納百來人,而講者、示範演員、樂師共十多人,都大有來頭,例如主講的呂福海,是蘇州崑劇院副院長、一級演員,演員周雪峰、呂佳、朱瓔媛、唐榮、柳春林中亦不乏國家一級演員。活動免費進場,在網上登記,先到先得。一場這樣高質素的活動,得以不費分毫地參與,實在要深深感激有關人員。

活動的構思頗有新意,新在加入了攝影元素。正式的演出都不准拍攝,而這項活動則標榜「用鏡頭探索崑曲表演的『美』」。從活動海報等的介紹,我其實弄不清楚活動會怎樣進行,雖然也愛好攝影,但對崑劇的講與演更有興趣。事實上,這是一場關於怎樣欣賞和捕捉崑劇之美的演講與示範,講者呂福海在一些地方有意識地結合到攝影去講,說得有啟發性,但不算深入。如他所講,他並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不過因為從事崑劇四十餘年,看過不少專業攝影師的崑劇攝影作品,對其中少數作品之成功自有獨到體會。

他認為,一定要懂得欣賞崑劇才能拍好崑劇。他發覺,由演員擺「甫士」去拍攝的,一定欠佳,欠的是活的神彩、神韻。在演員活動中拍攝,則可以捕捉到活靈活現的一剎那,那是演員亮相時神彩飛揚的瞬間,這瞬間稍縱即逝,拍攝的訣竅是掌握好崑劇的音樂節奏,熟悉它的鑼鼓經,特別是要捉到由板鼓和小鑼漸慢中敲出的最後一聲「鏘」。戲曲鼓點千變萬化,配合着不同角色和劇情進行,要掌握得好一點不容易。

「原來姹紫嫣紅開遍」
亮相的一剎那畢竟是「定」了,活力還有所欠,更好的是「動拍」。崑劇講究載歌載舞,例如生旦都會充分利用水袖去表演,《牡丹亭》中「驚夢」一場,水袖不僅有飛揚之美,還是情感的重要載體,這是亮相展現的獨特的美。這瞬間就更難掌握了。熟悉演員不同的五官輪廓而選擇最恰當角度拍攝,就更非充分的浸滛不可了。

呂福海又認為,還必須對不同行當有認識。崑劇的行當分得很細,他示範了生行內大冠生、小冠生、巾生、窮生、雉尾生等的表演程式,都在一昂首、一舉手、一投足之間,反映各自的社會地位和心理。

呂福海很強調崑劇的規範,說是他對有五百年歷史的崑劇的最深刻印象。因為規範嚴格,崑劇的唱腔、曲詞、音樂、表演等等都有規有矩,難越雷池,以致不像京劇、粵劇等劇種可由名角根據自己的特色和喜好創造出表演流派來。

這顯然有利有弊,利的是傳統可以保持數百年而不變,能呈現文物般的古典美。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則是停滯,較難有所創新和發展。崑劇崑曲以典雅精緻著稱,這與數百年來的嚴格規範分不開,而這也注定了它只能是小眾的藝術。

不是所有的藝術都能普及、能大眾化才好的,「下里巴人」終究無法也不會去欣賞「陽春白雪」,反之亦然。讓兩者各在自己的空間存在好了,這個世界有夠大的空間,小眾中的存在也是存在。

活動進行中發生了一個小插曲:表演場地背後有下垂到人半身高的投影幕,示範演出時,根據劇情有不同景色的投影,兩邊還有字幕投影幕。有觀眾高聲要求把背景上的投影幕拉起,只保留後面深色的天幕。這場活動吸引了不少攝影發燒友到來,提出要求的看來是攝影發燒友,考慮的只是攝影效果,把這當作是另一場由靚女擺「甫士」的攝影活動了,對崑劇可能沒有多大興趣。主持人表明,活動主要是為了介紹崑劇,拒絕了發燒友的要求。

這就是「下里巴人」與「陽春白雪」的矛盾。

2017年8月14日 星期一

支持對朝鮮動武,但朝鮮在哪裡?

美國與朝鮮的隔空罵戰不斷升溫,股市已波動起來。朝鮮越放肆,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喊話越激昂,美國的核子按紐由他一個人控制,只要他一聲號令,美國軍方只能執行如儀。美國的民情也洶湧起來了。據 CNN 八月三日至六日進行的調查,受訪的 1018 名美國成年公民中,有一半認為美國應該對朝鮮採取「軍事制裁」,有 75% 的人覺得朝鮮半島的問題對美國是個威脅。

「軍事制裁」(military sanction) 的語意不明確,可大可小,可以是停止軍事技術合作、交流、援助、限制武器出口,也可以指採取軍事封鎖、武力打擊、摧毀設施。簡單的理解是,美國的民意支持向朝鮮「動武」。

問題是這樣的「民意」有多理性?質量如何?

ABC (美國廣播公司) 的深夜清談節目 Jimmy Kimmel Live 日前 (八月九日) 播放了一輯在洛杉磯荷里活大道進行的街頭訪問,問題只有兩個:你支持美國對朝鮮採取軍事制裁嗎? 接着是,你知道朝鮮在哪裡嗎?

對於第一個問題,受訪者都毫不猶豫地說支持。到主持人拿出一幅世界地圖來再問第二個問題可就尷尬了,就播出的錄影,沒有人的手指能戳到朝鮮的位置去,除了主持人。

美國人地理知識之差勁是世界知名的,這個街頭訪問的結果一點不讓人出奇。荷里活大道上的美國人相信很多是本國遊客,來自美國各地,不能代表美國的城市精英,但可以視為更有普遍意義。

《紐約時報》七月五日也發表了一個相似的調查報道,是報社委托著名民意調查公司 Morning Consult 進行的,在四月27-29 日訪問了 1746 名成年人,結果有 36% 在地圖上正確指出了朝鮮的位置。報道沒有交代受訪者是怎樣挑選的。從報道所見,向受訪者展示的地圖並非世界地圖,庶幾可說是亞洲地圖。

調查就受訪者的背景進行分析,發覺共和黨支持者答對的佔 37%,民主黨支持者只得 31%,而獨立人士的成績最好,有 39%。學歷越高,年紀越大,也越能答對。調查又發現,知道朝鮮在哪裡的,看問題較理性,較支持採取一切非軍事手段解決兩國間的紛爭。

有一項統計很有意思:訪問過另一個國家嗎? 僅 43% 明確說 yes,26% 說 no。這就奇怪了,餘下的 41% 怎麼了? 不好意思說嗎? 不妨大膽假設:過半美國人沒有出過國門。

根據過往的調查,以上的調查結果一點不讓人意外。二零零六年,當美國在小布什指揮下大舉入侵伊拉克之際,美國《國家地理雜誌》與 Roper 公關公司聯合進行了名為「二零零六地理閱讀能力研究」(2006 Geographic Literacy Study),訪問了 510 名 18-24 歲年輕成年人。美軍是二零零三年三月起入侵伊拉克的,仗都打三年了,以上五百多名應當有高中到大學學歷的年輕人,竟然有 63% 不能在中東地圖 ── 不是世界地圖 ── 上點出伊拉克的位置來。

當時剛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印尼海嘯,可是四分之三的人不知道印尼在哪裡。新聞天天講伊斯蘭恐怖分子,但四分之三的人不知道印尼人口大部分是穆斯林。

他們對自己的國家一樣無知:大部分人高估了美國的人口,不知道中國的人口比美國大很多。約一半人無法在美國地圖上找到紐約州或俄亥俄州。

他們只有 22% 拿了可以出國的護照。

一位朋友前天傳來美國著名導演奧利華.史東 (Oliver Stone) 今年二月獲頒「美國作家公會獎」(2017 US Writers Guild Award) 時發表的演講。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指出美國在過去 30 年裡發動了 13 場戰爭,耗費了 14 萬億美元,奪出數以十萬計的人命;這些戰爭都稱為「正義之戰」,它們不是由一個領袖發動,而是由一個制度發動,有共和黨領袖,有民主黨領袖。

這號稱是世上最民主的制度。是不是應當追問:這是什麼樣的民?什麼樣的主?什麼樣的民主?什麼樣的制度?

2017年8月11日 星期五

利瑪竇之問,與中國的政體、治體

作者 / 曹錦清
(華東理工大學教授,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制度的生命力比王朝更為強大,王朝有興衰,但制度是有沿有革。比如郡縣制貫穿百代,2000多年;科舉制1300多年且目前又有恢復的樣子;監察制,巡視制也例行2000多年,且巡視制在當代中國的反腐敗當中起到的作用有目共睹。我們要看到,制度,上和觀念有關;下,則是和整個中國版圖內的社會生活實際有關,所以制度的變動是比較緩慢的。故而,以制度的沿革為中心,上,要考察和制度相關的觀念變化;下,要考察與制度相關的社會經濟生活之變遷。

對於如何看這些制度,國內大致也有兩派。一派認為,經過了那麼多的批判與革命,這些制度還延續到當代,那麼就證明我們批判還不夠。2000多年的封建專制浩浩蕩盪。這基本上是自由主義的意見。另外一種意見,我借用胡適的話 ── 他也是自由主義大師,他說如果經過西方洗禮和滌蕩能夠繼續沿承下來的那些東西,就是中國的好東西。

換句話說,凡是歷史上發生,且經過近代百年革命政黨的批判與否定仍傳到當代的制度 ── 這些制度往往是名雖變,實未變,這就是我們要認真對待的傳統。凡歷史上發生,又在歷史流變的過程中消失的制度鄉、學說、觀點等等,皆是「非」傳統。這些非傳統的唯一去處是博物館。

要研究這些制度,意味着我們研究的重點應從政體轉向治體 ── 中國的政治學史其實向來無政體一說,重在治體;而西方則恰恰相反,重政體而輕治體。西方重政體的傳統源於古希臘,尤其是亞里士多德;中國以治體為核心的研究分治道、治術與治效,此一研究取向歷來是儒法合流。

事實上,政體之爭不僅是當代之困惑,也不僅是近代之困惑。對於中國政體之惑,肇始於利瑪竇,然後在我們民族的思維中糾纏了400年之久。進而形成了一個很難擺脫又難以言明的東西。在《中國札記》一書中,利瑪竇追問:中國是一個什麼樣的政體?他的回答首先是「西方人從來沒有看到過」。

接下來他試圖對這個問題進行回答:有皇帝,所以中國是一個君主政體;但中國事實上是由士大夫在執行整個治理,那麼按照西方分類,中國又是一個貴族政體;可是中國的貴族並非來自世襲,而是源於科舉,那麼中國又是一個民主政體。顯而易見,利瑪竇最終並未回答中國是個什麼樣的政體,但他開啟了不知而強為知的先河。

如果我們擺脫用政體來理解我們的經驗,轉而以治理體系作為理解我們自身發展的重點,以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來做東西方比較,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治理體系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

中國史學敘述裡面第一類就是正史,紀傳體,比如二十四史;第二類是編年體,以《春秋》和《資治通鑑》為主;第三類是事件體,第四類就是制度史,以唐代杜佑的《通典》為典型。我們今天,就要重返這個資源,看到古代制度的近代沿革,從當代治理的績效來重新評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今天信息化時代的快速流動,給我們的治理制度帶來的衝擊。

我們要從這兒出發,梳理中國的內部治理和對外治理的話語。也許這樣的傳統並不是一無是處,也許這其中有能夠滿足當代國內關係與國際關係的一般理論和一般概念。

如果從治體的視角出發,我們要注意的是,就西方的治體而言,自西羅馬帝國崩潰,蠻族入侵建立了國家之後,那裡由原始國家演變為封建國家,再演變為主權國家和民族 ── 主權國家 ── 但有一點沒有變,這些國家始終處於一種分崩離析的「戰國」狀態。因而他們所有的政體理論與治體 ── 包括國際學說的敘事 ── 均與這個「戰國」狀態有極大的關係。與之相較,中國今天是一個統一的國家,歷史上有分有合,但以合為主。我們的治理體系,總而言之是建立在一個以合為主的大一統的框架之內。

這樣的傳統,使我相信,只要是中國的領導人,就不會將「替代美國霸權」作為未來中國的最高發展戰略。我也相信,中國領導人一貫主張的「不當頭」,「永不稱霸」,絕非一種掩護「崛起」與「擴張」的外交辭令,而是中國傳統智慧使然。在此問題上,東西方歷史觀之間確實存在極大的差異。

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央提出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我看來,這個提法表明,延續了20多年的,圍繞著政體展開的無謂而有害的爭論被轉移到有效的關於治體的研究上。這將是一個重要的轉折。

(摘自「觀察者網」作者<以制度研究推進中國話語體系重建>一文,原文載於《文化縱橫》雙月刊2017年08月號)

2017年8月10日 星期四

中西禮節煩人的背後

很多人不喜歡應酬,我也一樣的。這主要是由於不善交際,個人親和力差,也覺得交際上禮節、禮儀的一套很煩人,有時甚至可笑。於是要應酬的場合,能不去就不去。

不過禮節、禮儀的東西,你難以避免,日常生活中時刻存在着。其中實有「微言大義」存焉,只是這些東西都形式化了,大家行之如儀而不予深究,知其然而不其所以然,中西一樣。

影星蕭芳芳多年前寫過一本很有趣的書叫《洋相》,這是應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之邀而寫的,說的是英美社交禮儀。文字涉及社交的方方面面,短小而幽默,有些章節只有百餘字,隨便翻開哪一頁都可以輕鬆一讀。蕭芳芳不是隨便而寫的,而是先「興奮」地「把英美禮儀巡禮一番」,翻閱過很多資料才下筆。其中一個發現,是「西方的禮儀原來每一個細節都有它的道理」,例如吃西餐時,吃光盤子裡的東西,要把刀叉並放,這是為了予侍應者方便。餐後要飲黑咖啡才夠身份,麵包要掰開一小塊一小塊塗牛油放入口中等等,都自有理由。

英美的社交禮儀源自上流社會,蕭芳芳認為有關言談舉止的準則不外是處處尊重人、事事處理得當。

各地禮儀都是約定俗成的,都是對人、對己的尊重;從源頭來說,更表示對鬼神、大自然的敬畏和祈求。據《說文解字》,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從示,從豊,豊亦聲」。「示」指神,「禮」就是做約定的事情給神靈看,以求賜福。人類最早的禮儀是祭祀。如今的種種儀式,如開幕、下水、奠基等等,其實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表示某種敬畏和祈求,祈望萬事大吉,一切順利。

禮儀因此不限於社交,嚴格來說,那是禮節,是個人性的。無論是那個層面的,禮都是維繫社會正常生活而要共同遵守的起碼道德規範,並且以風俗,習慣和傳統等方式固定下來。不過經過長遠流傳,其中的意義就淡薄了。

說到禮,讓人想到儒家的「克己復禮」,在很多人印象裡,那是孔家店裡該打個稀巴爛的東西。

哈佛大學教授 Michael Puett 據其中國哲學課講義寫成的 The Path: A New Way to Think about Everything (道:萬物思考之新法,中信出版社的中譯本名為《哈佛中國哲學課》),開宗明義講的是「孔子與禮儀之道」。他認為,儒家之習禮,目的是使人「始者近情,終者近義」。在習禮的短暫時刻裡,我們相當於生活在一個「假想」的世界 (“as if” world) 中,並在其中調控人性的感情、習性,即修身。

這在西方是一樣的。十九世紀以前,歐洲等級森嚴,平民對貴族交談要用敬語。隨着市場發展,買賣平等,雙方「假裝」地位平等,敬語逐漸消失,「請」、「謝謝」等社交用語流行起來。這樣的「禮」起了潛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如今父母對子女也這樣說話。

社交禮節還可以有更深刻的反映。中國學者張維為教授在《中國震撼》一書中談到,一位喜歡中國文化的德國人請他吃德國菜時說:「你看,中國菜比我們德國菜可口得多,但我們吃飲的儀式比你們隆重,你們就是一對筷子,我們德國菜沒多少東西吃,但不停換刀具,換杯子,換盤子。」

張維為後來覺得,「這個比方也很政治」。如果說飯菜質量的好壞是「內容」,盤子換來換去是「形式」的話,那麼中國制度中的不少「內容」並不亞於西方,但是「形式」不如西方的有「美學功能」而更吸引人。

形式的東西讓人厭煩,但人們又會在不知不覺間服膺於形式。這不奇怪,人其實是非理性的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