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取代文言勢所必然

有這樣一個小故事：胡適就拒絕朋友推薦工作一事請學生們擬一份電文，意在比較文言和白話的優劣。學生所擬的文言電文中用字最少的是：「才疏學淺，恐難勝任，不堪從命。」胡適所擬的白話電文更短：「幹不了，謝謝。」若按今天很多人在網上的行文習慣，還可以短一些：「幹不了，謝。」

我不知道胡適的電文是在看到學生的功課之後或之前擬出的，又是否真的用這種直話直說的語氣覆電了。他這般說話，旁人可能會覺得這是大師出之調侃的謙詞而不以為忤。誠惶誠恐的學生，是決不敢這般口出大言的，說了，會被視為大言不慚。若敢這般大氣，大可以說：「恕難從命，謝。」亦五字。

這故事實在說明不了文言與白話孰優孰劣，而只能說明在這個例子上，兩者都可以巧妙運用。

脫離這個例子，情況又如何?

語言是溝通工具，更是思想工具，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人的思想方式。文言既是工具性語言，又是思想性語言，大致規定了運用文言的人想說什麼，和如何言說。文言基本上形成、凝固於二千年前，不可避免地構成對思想的束縛。

這樣的束縛與反束縛，在文言雖然緩慢但必然發生的演變中是有跡可尋的。文言與白話的一個重大區別，是單字詞與雙字詞、多字詞的多寡。先民造字之始，以一音一字表一義。譬如馵是白馬，驪是黑馬，騋是高七尺以上的馬，駥是高八尺以上的馬……。有人為此而驕傲，說漢字的表述非常細緻。可是這麼一來，讀書要認的單字就很多了；而隨着客觀事物複雜化，要造的新字會越來越多。《康熙字典》收的四萬七千幾字，佔了很多是這樣的字。它們要通過漢語的一千四百個音節發聲，即使有聲調變化，同音字亦難免越來越多，造成學習和溝通困難。這必須解決。

這在口語中先得到處理，就是利用音節的互相搭配組成雙音詞，譬如用白馬代替馵，用黑馬代替驪等。這在口語上、書面都好學好用。理論上，一千四百個音節排列組合可以產生的雙字詞可達一百九十六萬餘個，也就是說，不必製造新字也可以產生足夠的新詞。這樣，只認識二三千個常用漢字的小學生也可以基本上看懂報紙，而在英語世界，這是不可思議的。

這樣的雙字詞，不斷滲透到文言中去，驅使文言不斷向白話轉化。可是，文言固執的穩定性不容易克服，而倒過來形成思想約束。「作為思想的語言體系，文言從根本上限制了明末至清初的思想變革，語言規定了清末梁啟超、譚嗣同等的思想不可能超越語言的界限太遠。」(《漢語白話發展史》)

兩者矛盾的衝突最後形成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這不僅是文體的解放，也是思想的解放。當時的語文變革有三種選擇，一是改造文言文，在外來思潮洶湧而入之下，這實際上是強文言之所難；二是改漢字為拼音文字，這幸好因為工程過巨而難成其事；三是改造白話，大量引入新詞彙、新語法、新表述方式，而同時引入新思想，這過程至今還在持續。

但要割斷白話與文言的聯繫很難，也不必要。文言在白話中如基因的存在，無法消除，而只能善於利用、巧於利用。「港式中文」中有大量文言成分，可惜大部分都談不上善與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