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21日 星期三

李屏賓與香港電影的東方哲學

二零一六年,李屏賓以《長江圖》在柏林國際影展銀熊獎
香港電影不僅值得香港人自豪,在世界電影發展史上,也佔重要地位。它創造了許多不朽的電影,產生了許多巨星,還形成了自己以靈活見稱、不囿於成規的製作方式。台灣著名電影攝影師李屏賓八十年代曾只身到香港闖蕩十年,他的功夫,相當程度上受到香港電影人的影響。當他進一步走向世界,到了美國、日本、歐洲拍片,獨樹一幟的拍攝方式被視為東方式的。他也賦予自己的拍攝方式「宿命」的哲學內涵,其中恐怕真有着文化的內在基因。

李屏賓在台灣跟着侯孝賢等拍片,重於人文,屬藝術電影,富「文字魅力」。到了香港,完全是另一回事,拍的都是面向市場的商業片,功夫、動作、警匪……都講求效率,工作密集,節奏飛快。用他的話來說:「我在香港學到,拍電影真的可以天馬行空,所謂天馬行空不是在作夢,而是根據現有的情況去發揮,然後在拍攝時想辦法拍到這不可能的東西」,有時要「不擇手段」,「拍攝快、狠、準」。相對之下在台灣,遇到困難不是修改就是刪掉。

由於每天到了拍攝現場都要面對不可預測的情況,他對拍攝現場有過恐懼。到了後來,「就是無所懼,不論現場有什麼,都可以發揮」。這就是香港人所謂的「執生」。

他因此被人批評「沒有風格」,他卻說,「我有風格,導演就不見了」。他細心揣摸導演的意圖,常拍到導演看不到而合心意的東西,如侯孝賢《戀戀風塵》裡最後的空鏡頭。

貝聿銘也曾被人批評缺欠建築風格,他泰然回應說,要有風格不難,只按一個路子走下去就可以。他卻不斷尋求變化,按每個建築的獨特性去做到極致。

李屏賓按自己的方式到美國、歐洲拍片就成為異類,按歐美的專業規矩,所有事情都一板一眼,按部就班,到了拍攝現場,得依章辦事,要打幾個燈都有章可循。燈光師會搬出高科技器材,先發制人地說要怎麼打燈。李屏賓卻靈活地盡量利用現場環境和器材,即興、隨性地營造不同的色與光,例如用一本雜誌彩頁的反光,給演員的面部添上色彩。

與他合作過的法國導演 Gilles Bourdos 有這樣的觀察:「他像蘆葦一樣隨風擺動,不受限制,我想這是東方生活哲學獨有的精神。」

實事求是、隨機應變在我們看來順理成章,在習慣了西方思維和辦事方式的人眼中竟然那麼新奇。因此,「摸着石頭過河」這千百年來的生活經驗,曾幾何時也受到譏諷,譏諷的人自覺已過河了。

基於牛頓物理的歐洲科學主義使人以為所有事物都是有序的,可以預測的,這帶來了科技的巨大發展,卻也會使人的世界觀逐漸固化。如今,世界在走向基於二元邏輯的人工智能時代,海森堡不確定性原理與《易經》的契合,予人的新的啟發。

剛讀到一位西方學者關於人工智能與中國古代智慧的文章,文章說到,《易經》反映了中國古人對自然趨勢的認識,我們做出結婚、買房、搬遷等重大決定之前,不妨翻翻這本書,隨機選擇的卦象可以為我們呈現一系列不同的二元選項,由此來衡量利弊、得失、進退等等。它並不給我們具體的建議,卻可以幫助我們在潛意識中搜尋答案。

香港八十年代的電影值得香港人懷念,香港人失去的,豈僅是當時電影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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